白血病人，正在化疗的癌症患者，艾滋病*携带者、肾移植患者们鱼贯而入，由于致命疾病带来的连锁反应，他们的视力正在急剧下降，遭遇了人世间大不幸的人们，期待着眼前这位国内最负盛名的眼科医生，能留住他们眼中最后一线光明。
窗外的秋日阳光多了丝轻柔，但又精密细致，照在陶勇的略显笨拙的左手上，丑陋的瘢痕清晰可见，大拇指向掌心蜷曲，无法伸展自如。这曾经是一双灵巧而精确的手，最快能在5分钟里完成一台极为精细的眼部手术。
在一场震惊世人的伤医事件中，顶级外科医生左臂的神经和九根肌腱被一刀砍断。
9个月后，医生的左手仍然没有触觉，但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战场，这间拥挤的诊室仍然是他的领土和王国。
眼前的男子眼睛里已经没有一点亮光，艾滋病*引起的眼部感染，让他一只眼睛眼球萎缩，另一只视网膜脱落。
“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呢，”陶勇的声音轻柔，跟他白净的脸挺相称。虽然已经四十岁，他的眼神清澈如学生，笑起来嘴角微微上扬，像个少年。这话隐含担忧，又给人希望，是医生的责备，又似朋友的关切。
陶勇让男子在外面等会。门关上后，他告诉同来的妻子，病人病情不太乐观，只能靠手术搏一把。
陶勇总会问病人是否有家属陪同。很难判断这是否跟1月20日发生的事有关。
他为一名中年男子保住了最后一丝光明，对方却用一把菜刀，追着砍伤了他，他左手骨折、神经肌肉血管断裂、颅脑外伤、枕骨骨折、失血ml，在ICU接受了整整两周治疗。
陶勇想起这名身材健硕，面目阴郁，治疗过程堪称配合的患者，百思不得其解。直到他听说，凶手很孤僻，跟父母、兄弟姐妹都断绝关系了。他才稍了解了这颗扭曲之心的来源。很多时候，心理疾病才是打倒人类的关键。
伤医事件的后果延续到这位几近失明的艾滋病患身上。近9个月过去了，陶勇的左手尚未恢复手术能力。陶勇很快想出了取代方案：他建医院做手术，但一查，疫情把这两条路都堵了。陶勇迅速翻了翻手机，医院。
“不用太担心，没事的，以后会有新的技术能帮助你。”
四小时的门诊，他像一个心灵导师一样给予病人力量。
外地来的病人有点绝望，因为“脑子里面也出血，眼睛也出血”，没人敢给看；等着手术的病人很激动，“看见你，就有救了”；完成阶段性治疗的病人忐忑不安，等待医生的“裁决”。
陶勇一一安抚，“别担心，都有解决方法”、“这三个月肯定没事”、“放一万个心，不会让你看不见”。
这不是医生们惯常会给予的病人的承诺，尤其在一场能摧毁一个医生职业生涯的血案之后，他甚至没有对病人多一层防备心。
陶勇身上，看不出来伤医事件受害者的痕迹，他一直在这里等着需要他的病人，像是从未离开过；仍然没有学会保护自己，像是没有受过伤害一般。
△回到诊室的陶勇来源：吴靖拍摄绝望之地的无限游戏受伤三个月后，认识十几年的老朋友李润问陶勇，如果幸福指数的满分有，你给自己打多少分。他毫不犹豫答，98分。这让李润大吃一惊，他曾经问过不少人这个问题，极少有人超过80分。
彼时，这个正值盛年的外科医生的左手甚至感受不到任何温度，吃顿馄饨都会被烫出一厘米大的水泡。这对一个手术精度要精确到微米的眼科医生意味着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未来能否回到手术台前？陶勇自己也不知道。
但这似乎并不妨碍陶勇度过了“最轻松的三个月”，他跟多年的老友自嘲，“啥也不用做，吃了睡，睡了吃。”
见到陶勇时，我再次跟他确认了他那高达98的幸福指数，他反问我，为什么不幸福呢？
“我能继续从我能做的事情当中得到力量，我就是幸福的。”
陶勇的软弱只在某一个瞬间闪现，ICU里的保洁阿姨见过默默流泪的病人陶勇，但当众人前去探视时，他又是医生陶勇了。大年三十那天，师妹老梁双腿发抖走进ICU，想着抱着陶勇大哭一场。浑身肿成猪头的陶勇反而在逗她，“你看，幸好我跑得快吧，不然真就死了。”
陶勇不愿多谈伤医事件。“舞台上的人都谢幕了，观众还在等着看呢。”他有点惊奇于我对于他能否手术的询问，对一个做了0例手术的医生而言，能不能重回手术台在他的优先级排序里似乎无足轻重。
受伤后，折磨他的并不是作为医生的职业前景。对于35岁担任主任医师，37岁开始成为博士生导师，发表过98篇SCI论文的陶勇而言，手术刀只是他帮助诸多处于绝境中的病人诸多手段的一种——虽然是极为重要的一种，但陶勇觉得，科研、培养年轻的医生、科普、慈善公益能帮助的人更多。
折磨他更多的是，对于病人和医生关系的拷问，“彼此协作的战友，为什么会自相残杀？为什么？”
他会时常陷入“我都对他那么好了，又给他省钱，还保住了他的眼睛，他为什么还这么对我？“的痛苦中。
但是作为受害者的陶勇只存在了两周而已，从icu转入普通病房之后，他决定搬开这块伤害他的石头，继续前行。
支撑陶勇之所以成为陶勇的信念再度显现，就如同20多年前，陶勇选择葡萄膜炎作为终身的研究领域时一样。
陶勇喜欢哲学，在和老友李润合著的新书《目光》中，他提到著名哲学家詹姆斯.卡斯的有限与无限的游戏理论：世界上总共只有两种游戏，一种是有限游戏，因物质而发起的游戏，比如经商、创业、成名、成家，甚至建设一个国家，都是有限游戏。另一种就是无限游戏，是因精神而发起的游戏，比如科学、艺术、宗教等，所有的人不是为了终结游戏，而是为了延续游戏。有限游戏带给人的是短暂的快乐，而无限游戏却可以持续带给人一种使命感。
△陶勇和老友李润合著的新书《目光》
和葡萄膜炎的周旋，就是陶勇的无限游戏和战场。
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，葡萄膜炎本是一片无序混乱的绝望之地。
让人即将或者已经失去最后一点光明的葡萄膜炎只是一种表征，病因可能是多种疾病——艾滋病、白血病、结核病…….病人机体出了问题，病情容易反复，治愈率低。
这个冷门的领域不像治愈度高的白内障手术，病人和医生都容易有价值感。而葡萄膜炎领域，医生很少将目标定位“治愈”——人怎么治愈坏掉的土壤？他们的目标是“保住”，让你能够维持多一天的光明。
因为治疗难度高，葡萄膜炎是个容易让医生沮丧的病。陶勇的师妹老梁说，我们真不爱去学，首先是太难了，看不懂，老专家的经验你也学不会，觉得神神叨叨的。“那些病患不是白血病就是晚期糖尿病患者，还有艾滋病，可怕了。”
但对陶勇而言，这是他的灵感和力量源泉。陶勇将他多治疗的葡萄膜炎患者的病历掏出来，跟老梁她分享，“这里有个好复杂的病例，来，我们来分析一下。”“你看，这个病人眼底的指标是这样的……”老梁叹吁，旁边这个人怎么能兴奋成这样啊？
医院太累，医院工作，工作轻松报酬颇丰。陶勇不去，钱不是第一问题，医院“没那么多奇怪的病例，都太简单了。”他喜欢“天天多重任务，对付疑难杂症”。
医院眼科的一位医生告诉我，从医第一天开始，陶勇记积攒的病例几千份。病人是他的战友，也是他攀登的知识宝库。陶勇脑子是“一本百科全书”,随时可调动里面复杂的数据，一旦输入病人的信息，可能性就能被分析出来。
2月份在ICU醒来后，他单手在病床上敲键盘完成了《眼内液检测临床应用》一书的最后章节和后记。
造成葡萄膜炎的病因上百种，可能是病*，可能是细菌，也可能是恶性肿瘤。以往通过血液的检查效率不高，现在通过抽取眼内约0.1毫升的液体进行检测，可以迅速锁定病因。
在陶勇看来，医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“开创性的研究”，眼内液检测技术的开发算是其中一种。对经验不够的年轻医生来说，终于有了可以仰赖的临床诊断工具。迄今为止，全国已经有三万个患者使用了眼内液检测，从北到南。
陶勇的无限游戏永不停歇，眼内液检测之后，他开始开发泪液的检测。
眼内液检测是一种微创检测，仍然不是陶勇心中完美的技术。暂时无法上手术台的陶勇，将大部分的投入了无创的泪液检测开发上。
二十多年来，他持续攻克葡萄膜炎这个谜一样的难题。他将终身致力于此。“正是因为永远不可能解决世上所有的疑难眼病，也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想的效果，才觉得有趣。”
被医生治愈的病人和被病人治愈的医生
不管按照任何标准看，陶勇所面对的病人都是最为悲苦的人群之一：穷，非常穷；最恶劣的疾病反复发作，不断地治疗让他们一贫如洗；无法根治的疾病他们成为职业病人，饱尝在绝望和希望中不断徘徊的痛苦。
这些悲苦反而成为了陶勇的力量源泉：他是这群人的精神支柱，如果他就此倒下了，意味着他们的一个希望又破灭了。
在陶勇早期的职业经历里，一个快要死去的阿婆，给了他最初超出技术以外的力量：
在一次义诊中，陶勇碰到一个驼背阿婆，丈夫和儿子早已故去，肚子里长了一个瘤因而时日无多，但却执拗地想在临死前完成白内障手术，她想给自己亲手织一件入殓时的寿衣，当地村落的习俗，穿着自己亲手做的寿衣，才会在死后见到亲人。
刚入行的年轻医生决定违背临行前老师的告诫，在停靠在穷乡僻壤的简易健康快车上，完成了这个超出了他能力的手术。
阿婆在手术后7天往生，临时前她托人感谢年轻的医生让她获得了光明，能给自己做寿衣，找到了回家的路。
△陶勇在朗读者节目中讲述了阿婆的故事
陶勇获得了最初的力量源泉，来自生死之间的一种期待和托付。这种无法从其他职业中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，支撑起了陶勇最初的医生生涯。
年非典期间，医院白塔寺院区认识一个女大学生，处于糖尿病晚期，就快失明了，靠仪器和药物维系生命。陶勇看到她在楼道里看书，忍不住好奇“你眼睛都这样了，还读什么书？”她笑了笑说：“读书会让我放松，忘记一些痛苦。”
正是从这些病人那里，陶勇构建起了作为医生的精神世界。
后来，陶勇曾经给一些病人电话号码，有的还加
